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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的六百年奔走
更新时间::2018-01-12      点击数:

来源:大众日报

□ 本报记者 卢 昱
 
  在西安碑林众多石刻中,有一块刻有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,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;公则民不敢慢,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,廉生威”三十六字的官箴碑,默默地面对着关中的沧桑风雨。
  这块石碑,最初是在泰安被刊刻。之后,它随着信奉之人的迁转,行走四方,足下生根,留给今人诸多感思。石碑投射出一件件官场往事,悠悠如江河,奔腾在泛黄的史册中……
“公生明,偏生暗”
  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三十六字官箴,看似简短,其影响却至深至广。
  清乾隆年间廉吏陈宏谋,在其辑选的《从政遗规》一书中说:“衙门之内,凛凛风生,故曰:‘廉生威。’正大者必光明,光明则吐气扬眉。令行禁止,何利不兴,而何害不除。”
  若在清朝时,到湖南益阳县,署门有联云:“公生明,廉生威,果哉末之难免;礼制心,义制事,必也使无讼乎。”
  追溯这段“官箴”的源头,可寻到明代理学家曹端那里乃至更早。
  曹端,字正夫,号月川,河南渑池人,明永乐六年(公元1408年)中举。其人“学务躬行实践,而以静存为要”,有多部理学著作传世,享有“明初理学之冠”美誉。史书记载,曹端在霍州担任学正,修明圣学。“诸生服从其教,郡人皆化之,耻争讼。知府郭晟问为政,端曰:‘其公廉乎。公则民不敢侵,廉则吏不敢欺。’”
  在曹端年谱中,对郭晟请教为政之事,有更为详细的记载,“公廉”箴言扩展至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,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,廉则吏不敢欺”30字。六百年前,郭晟听罢恩师的一席官箴言,茅塞顿开,永志不忘。为官期间,他将官箴勒石,作为警钟,时刻敲击,勉励自己。
  将三十字官箴扩展到三十六字的人,与山东有着不解之缘。这就是比曹端小19岁的山东巡抚年富。年富,本姓严,讹为年。他字大有,号谦斋,安徽怀远人。永乐年间以会试副榜授山东德平训导,官至山东巡抚、户部尚书。
  史书中,年富刚成年时,已相当成熟,持重如老儒。在担任吏科给事中时,他纠正违失,务存大体。在山东巡抚任上,年富曾多次到泰安、泰山考察。《岱史》收录了他的《祷雪》诗一首:“名尊五岳镇山东,至圣惟司化育功。一炷信香期感召,愿垂三白兆年丰。”关心民瘼,溢于言表。
  在山东,年富被齐鲁文化中的“公”“廉”吏治文化感染。在《荀子·不苟》中有“公生明,偏生暗”之说。“公”是德行,“廉”是根本,二者不可或缺。在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》中,古人就将清廉认定为政治要务,“廉者,政之本也”。
  年富于此官箴的最大贡献,一是在总结前人吏治文化的基础上,在曹端“官箴”文后增加了“公生明,廉公威”六个字,提升了境界,实有画龙点睛之妙。二是“抚治东藩时尝刊行以儆有位者”。
  “有可能年富到泰安考察时,将曹端的三十字官箴别出心裁地续加‘公生明,廉生威’六字,进一步提升了境界,并将这段话嘱咐给泰安知州。也可能是当时的泰安知州为迎合巡抚的执政理念,借机索取为官箴言。不然的话,官箴碑就不可能在泰安得以率先刊刻。”泰山文化研究专家赵学法先生认为。
  年富身体力行,将自己归纳的箴言贯彻在为官之路上。他廉政强直,始终不渝,“富遇事,果敢有为,权势莫能挠”。“巡抚山东。道闻属邑蝗,驰疏以闻。改左副都御史,巡抚如故。官吏习富威名,望之詟服,豪猾屏迹。”
明清再刻“泰安官箴碑”
  官箴的魅力,历久弥新。
  资料显示,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官箴碑刊刻地在泰安。刊刻时间为明弘治末年,刊刻人为时任泰安知州的顾景祥。直接证据是这方官箴碑后,有一段跋语:“右箴言简而意甚周,昔年恭定公抚治东藩时,尝刊行以儆于有位者。今贞庵主人(顾景样自称)乃重刊亦以自儆。时弘治辛酉(公元1501年)秋八月也。”
  跋中的“年恭定公”,即年富;“抚治东藩”,即巡抚山东。年富逝世37年后的明弘治辛酉年,泰安知州顾景祥在故纸堆里,看到年富当年刊行的官箴,切合心意,遂刻碑立于泰安州署,“亦以自儆”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泰安官箴碑。
  顾景祥是南直隶长洲(今苏州)人,他的成长之路,亦颇传奇。当时苏州人、曾任南安知府的汝讷,平易坦率,无贵宦习气,尤好成就后进。而顾景祥出身贫寒,却好读书,夜或不能具灯烛,则露诵星月下。可惜他鲁且钝,大多数老师都不想教他。只有汝讷设馆于家,躬亲指授,久而不倦,这让顾景祥感奋成业,卒登进士第。
  有名师指点,有下层背景,使顾景祥敬畏百姓,深信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的道理。在泰安为官期间,他清正廉沽,颇有政绩,乡人为其立“去思碑”。这与他以身作则、践行官箴碑文分不开。
  这篇官箴,不仅为顾景祥所推崇,古今一些贤明长吏也多引以为法。明嘉靖三年(公元1524年)曲阜人郭允礼任无极知县,尝书此箴以昭士民。遗憾的是,无极县“官箴碑”将“公则民不敢慢,廉则吏不敢欺”两句误刊为“廉则吏不敢慢,公则民不敢欺”了。
  甚为可惜的是,泰安官箴碑早己无存,真实记录此碑刻以及流传经过的,是现存西安碑林的官箴碑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东连平颜氏家族,特别是与泰安关系密切的颜希深、颜检、颜伯焘祖孙三人。
  颜希深,字若愚,号静心,又号浚溪,广东连平人。乾隆十八年(公元1753年),24岁的颜希深任泰安知府。在任上,主持创建泰安考棚,解决了学子奔赴济南考试之劳苦,并作《创建试院碑记》;主持纂修《泰安府志》并撰序,延续了泰安文脉。
  正是在泰安期间,颜希深偶然在衙内的残壁中,发现前人留下的碑文,感受颇深,认为这三十六字是居官之要领。于是,他将此碑重刻于泰山石上,并附以跋文,立于官署内西厢房,当作同仁的警示良言。据传,他在泰安为政时,适值乾隆皇帝东巡,召对既出,上语辅臣曰:“颜希深异日可大用。”
  颜希深为官,“法尚清平,政绩卓著”。《清稗类钞》中记载:“乾隆时,颜中丞希深官平度知州,于役省垣。州遭大水……灾民嗷嗷,流冗载道。太夫人闻而恻然,命发仓粟尽数赈饥,民赖以苏。”
  事后,有人上表参奏何太夫人擅开公仓,要求依法严惩。乾隆皇帝阅奏表后,拍案而起,怒日:“有如此贤母,拯救灾民,不知保荐,反上奏参劾,实不足示激励也。”颜希深被擢升为知府,其母被赐三品,封为淑人。
有位者皆奉为官箴
  颜家家族发源于山东。颜希深之子颜检,更把自己的出生地泰安当作第二故乡。乾隆二十二年,他出生于泰安府署,历任吉安知府、江西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、河南巡抚、浙江巡抚、直隶总督等。
  嘉庆十九年(公元1814年)七月,颜检任山东盐运使时,泰安知府汪汝弼以其父所刻官箴拓片“数十本”相赠。颜检见此拓片并有其父亲的题跋,非常高兴。待嘉庆二十年升任浙江巡抚后,即将此官箴“重摹上石,嵌诸厅壁,俾有位者皆可以奉为官箴,且志先人明训于不忘云尔”。自此,三十六字官箴在江浙流传。
  在对官箴言的题跋中,颜检真情流露,他写道:“先父任职山东泰安时,在科房旧壁中得到了贞庵主人的官箴石刻,依原文重刻立于府内西厢房,并在后面题了跋言,这是乾隆戊寅年的事。在此一年前,我出生在府内。”
  后来,小颜检随父亲到济南任上。当时因年幼无知,他竟然不知道有“官箴碑文”这件事。再后来,颜检入仕,以礼部仪制司员外郎跟随皇帝到山东。可他因公事繁忙,明明已到济南城,离泰安很近,但也没能去瞻仰。
  之后,颜检出任江西吉安府知府,再次途经泰安。当时泰安知府梁大榕是他的旧相识,前往拜访,顺便游览了府内的所有建筑,指认了自己的出生地。颜检回忆童年时代在泰安官衙中追逐游戏的情景,追忆起已逝的父亲,不禁感慨万分,伤感而返。因此,他没有到西厢房去观摩父亲留下的碑刻。
  因缘巧合。直到泰安知府汪汝弼将署内的“官箴”碑文拓片寄给了颜检,再三拜读之后,颜检才知道父亲为官数十年,都是以忠诚替朝廷办事,以德泽惠及百姓,以廉洁领导下属,至今百姓怀念,僚属敬佩,津津乐道,赞赏不休。
  “父亲之所以会这样受人尊敬,是因为他严格地按官箴来要求自己。我继承先父遗志,惧怕损坏家声,就更加兢兢业业,以廉洁来要求自己。今天奉命来浙江任巡抚,因而按原碑拓片制成石碑,镶嵌在大厅的墙壁上,让所有公职人员都可作为居官的座右铭,及永记先辈的教诲。”颜检感叹道。
  作为讲求知行合一的读书人,颜检重新激活父亲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。在任直隶总督时,对前任遗留下的关于提高地租及追缴13万两欠银的悬案,他曾“疏清复旗租原额以纾民力,积欠得全部减免”;在浙江巡抚任上,他大力兴修杭州西湖水利;任福建巡抚时,他了解到地方民众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荔枝、素兰心等贡品,生活艰难,于是上书力谏,感动朝廷,诏令停止进贡;复任直隶总督时,制止了每亩地增收银一分的做法,减轻了该省农民的负担。
  据《连平州志》载,颜检秉性仁慈、老成持重、言语随和,回家省亲时着布衣、戴草笠,常与农夫及街头百姓相互攀谈,状极可亲,出入不用仆从,乡人多不知其为贵官。在连平城颜检故居“宫保第”,曾有楹联写道:“清白存心,精勤任事;勉为良吏,力挽颓风。”
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
  在颜氏家族看来,三十六字官箴是传家宝。颜希深之孙、颜检之子颜伯焘,字鲁舆,号载枫,别号小岱,嘉庆十九年考中进士,官至闽浙总督。
  颜伯焘中进士后,入翰林院任职。其间,他借新进士巡游之机,顺便到浙江去省亲,任浙江巡抚的颜检拿出祖父颜希深所刻的“官箴”拓文,教育他说:“现在你已进入官场,应当认真地学习做官的原则,这碑文是前代贤人的做官格言,同时也是祖父的遗训。”颜伯焘接过后,把它保存起来。
  道光二年(公元1822年),颜伯焘授陕西延榆绥道台。颜检再次教育儿子说:“你现在为地方官了,负有替老百姓办事以及督促属下做好工作等责任,要经常以官箴来要求自己,不可松懈。”
  颜伯焘恭敬地带着箴词到任,并作为日常工作的指导。同僚们知道颜伯焘有这本官箴,争相索取,以致无法满足。因延安、榆林没有精巧的雕刻工匠,他只好将官箴拓本邮给长安知府张聪贤,请其按照碑文再行刻制成碑,置于碑林,以使箴言更好地广为传播。
  道光四年碑成,并附有颜伯焘和张聪贤跋语,这便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官箴碑。
  史载,颜伯焘“娴习吏治,所至有声”。道光十七年,他在云贵总督任上,力排众议,设址建造云南滇池石牌(即水闸),使大片农田得以保全。道光二十年(公元1840年),鸦片战争爆发,颜伯焘调任闽浙总督,上任伊始,他坚决主战,立即组织军民加固海防设施,积极练兵备战。他还上奏道光帝,参劾水师提督陈阶平告病逃避战事,力陈广东抗英形势严峻,要求立即撤换奕山、隆文、杨芳等投降派官僚,提出起用林则徐和挑选得力将领共同御敌的主张。
  只是,颜伯涛也有马失前蹄时。在厦门之战中,他坐镇督战,战前作了大量准备,并认为“若该夷自投死地,使其片帆不留”。可无奈的是,1841年8月26日下午,英军采取海军正面攻击、陆军抄袭从侧翼登陆的战术,“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,以鸟枪、弓箭甚至石块还击,终不支”。颜伯涛目睹“英夷”锐不可挡的攻势,率百官连夜逃跑。英军第二天凌晨占领厦门。清军一战即败,损兵失地,颜伯涛因此被革职还乡。
  颜伯焘的老家在广东连平,还乡时途经漳州,时任漳州府知府的张集馨,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书中,记录了他接待颜伯涛的一段经历。
  对接待的场景,张集馨历历在目,记忆清晰。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末,颜伯焘回乡途中经过张集馨的辖区漳州城,张集馨记道:“二月杪,县中接上站差信,预备马夫供张。至初一日,即有扛夫过境,每日总在六七百名。初至十日,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,大雨如注。随帅兵役、抬夫、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,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,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。”
  由于下雨,颜伯焘这数千人在漳州连住五天,仅招待费就“实用去一万余金”。县令为此叫苦不迭,找到颜前总督的手下疏通关节,才将颜伯焘请走。单看从初一到初十,每天六七百米挑夫搬运行李。
  等到最后一天,颜伯焘终于要打道回府了。张集馨“欢”送之,只见颜的眷舆远远摆到眼前,大小轿十余乘,每轿皆夫四名,轿前则戈什哈引马,轿旁则兵役八名,每轿皆然。虽仆妇使女之舆,未尝不然。及入城,见一惫赖粗役,亦坐四人肩舆。又见竹杠上抬一粗黑水瓮,两条粗木板凳,不知带去何用,无怪用夫之多也。
  张集馨问身边人说:“自初一至初十,每天不过是行李,安得许多辎重?”身边人回复说:“帅仆及营弁,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,得资运送,皆借驿站夫马,既无运费,亦无盗劫,商贾何乐不为,不过驿站受累耳!如此滋扰,帅并不知。”
  原来,身边人打着颜伯焘的旗号做快递运输的买卖。可惜,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在颜伯焘这里成了耳旁风。数代人打造的清廉之名,就此毁于一旦。

 

  拂去时光的尘埃,历史上“假廉以成贪,内险而外仁”的阴阳脸,层出不穷。数百年前的三十六字警策之言,在今天,仍常读常新。正如孔子说:“始吾于人也,听其言而信其行;今吾于人也,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又说:“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,人焉瘦哉!人焉瘦哉!”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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